很多观众表示过去拍摄的革命历史影片比今天的很多作品更有震撼力，并不纯然是怀旧——这些观众里很多都是无“旧”可怀的零零后。

举几个例子吧。

1999年上映的影片《大进军·大战宁沪杭》中有这样3个情节：

1.1949年5月25日，解放上海的战斗进行到最后关头，由于解放军为了保全上海，不在城区使用火炮，部队在苏州河边的各个桥头遭到敌人火力狙击，伤亡很大。27军军部里，指挥员们纷纷要求军长聂凤智允许开炮，并质问聂凤智：“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要无产阶级的生命？”

聂凤智要大家看看心口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想想旁边的房子里住的是自己的亲人，一颗炮弹落下去会怎么样，并说：“谁说大楼是资产阶级的？明天它就是无产阶级的。上海以后就是我们的家，400万上海人民都是我们的亲人。”

这时警卫员领进来一大群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流浪儿，对军长说：“他们都睡在地沟里。”

流浪儿中，有个被姐姐背在背上的小男孩饿得把路上捡到的子弹放在嘴里啃。

军长走上前去，将男孩嘴里的子弹扔掉，把桌上的一堆烧饼、馒头分给孩子们吃。

刚才要求开炮的指挥员们也围了上去，再也没有说话。

2.一位怀孕的上海女工即将生产，但因战况激烈，夫妻被堵在街上去不了医院。进攻北四川路的27军79师235团一营三连二班见了，将他们送到战地包扎所。军医们开始给孕妇接生。二班长转身离去时，对女工的丈夫说：“放心，这孩子福大命大造化大。”

当新生儿的嘹亮啼哭响彻包扎所的时候，二班全体牺牲在了北四川桥最后的激战中。

50年后，当年的营长回忆：“这个二班，渡江战役打得很好，没有伤亡一个人，一直打到上海。没想到全都牺牲在北四川路桥上了。”

团长说：“几十年来，我总记着这些同志们当年说的一句话：‘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迈进新中国的门槛啦！’”

3.原上海中原制药厂厂长孙庭芳回忆：“打上海的时候，我住在江西路，市区也听不到什么枪声。有一天早晨，我推开窗子，我第一个感触：蒋介石是回不来了。”

窗子下的街道两旁，睡满了解放军战士。

这3个情节，好就好在留有余味。

情节1，那些要求开炮的指挥员之所以不再说话，不仅是因为被军长说服，还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炮火将会覆盖的地方生活着怎样饥饿贫苦、无依无靠的孩子。这不正是我们口口声声要保护的无产阶级的生命吗？我们不能让他们吃子弹，要给他们吃烧饼——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军队不但不能误伤他们，还要尽一切可能保全城市，更好地救助他们。

情节2，当然是在告诉我们，为了上海人民的平安，人民解放军付出了怎样沉重的代价。同时，它也有象征意义：中国的伟大新生，就像这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孩子一样，是无数英烈的牺牲换来的。

情节3太有名了。孙厂长之所以感到“蒋介石回不来了”，当然是因为解放军攻城不用炮（他连枪声都听不到）、入城不扰民（不入民宅，露宿街头），赢得了民心。

这些意义，影片都不是或主要不是用大段“煽情”的台词说出来、喊出来的，而是以镜头语言自然引导观众去体会到的。这才是电影该做的事情，也是它们与今天不少影片的重大区别——今天的观众爱看这些老片，正是因为它们做了电影该做的事情。

老片的另一个优点在于情感张力。

2004年的电视剧《格达活佛》有这样一个情节：

1936红军长征经过甘孜藏区时，让一位叫梁燕的女军医留在当地照料安置在此的249名伤员。

1950年解放军解放了甘孜，一直照顾伤员并已经与当地藏民结婚生子的梁军医去迎接部队。因为她一身藏服，容貌变化太大，当年让她留下的院长陈大姐竟没有认出她来，把她当个普通百姓，送了条哈达就走了。梁医生委屈地跑回家里哭了。

帮梁医生安置伤员的格达活佛了解了情况，立即去批评陈院长忘记了自己的战友。陈院长和罗营长找到梁医生家，想向她道歉。可是梁燕伤透了心，任她怎么说也不开门。

这时罗营长忽然想到了什么，在门外一字一顿地高声说道：“梁燕同志，组织上当年交给你照料伤员的任务。现在组织上要求你汇报任务完成情况！”

门开了，梁燕哭着扑进了陈院长怀里。

这是一个极具情感张力的情节。一个战士，一个在敌人的残酷追杀下出生入死独自坚持完成任务14年之久的女战士，当她感到战友已经忘记她的时候，当然会委屈，会埋怨。可是，再怎么委屈，再怎么埋怨，她在内心深处从来认为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她需要的不是战友个人的道歉，而是将任务交给她的组织的认可。陈院长因为对战友的愧疚而有些乱了方寸，只有相对来说更“置身事外”一点的陈营长才更为及时地理解到了一名优秀战士的心。

今天不少编导很难拍出这种张力了。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将革命队伍中的战友关系表现为江湖义气式的“兄弟情”“姐妹情”，而忘记了或根本不曾理解战友情的实质是对共同的革命理想的忠诚和对组织任务的担当。

要拍出好的革命历史影片，第一还是要下苦功，认真学习。

我上面举的这些情节，虽有艺术加工，但都能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原型，甚至可以落实到具体的个人。

又如1983版《四渡赤水》中毛泽东同志将玉米饼分给周恩来和自己的警卫员吃，将鞋脱给瑞金团战士穿这些看似虚构的细节，也都能在《毛泽东与共和国将帅》《红星照耀中国》等书中找到原型。而这些书又大多来自革命前辈的亲身回忆。

这就可见当年的主创所下的功夫之深。

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舍得下这样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