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緝憲，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香港大學地理系前系主任。
城市的發展，並不總是跟製造業同步，城市更新本身也是價值實現，而且與市民生活品質的提升息息相關。
香港開始做其第一個五年規劃之時，內地已經有多個城市做了或者正在做「2049發展規劃」。作為城市與區域交通地理研究者，我有幸參與過這樣的中長期規劃或相關評審。
為什麼要做這種規劃？最近一次評審會上，聽到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院長、規劃大師李曉江這樣說：「你真的以為你可以規劃出20多年後這個城市是什麼樣子？」「其實真正需要做的，是站在一個理想未來的角度，『回看』當下這個城市存在着哪些最主要的問題，提出應該改變和努力的方向。」我雖然懷疑這種規劃形式的價值，但很認同他這個說法。
那麼問題來了：你我心中的理想可能不一樣，那理想城市未來是什麼樣？你我所在的城市不一樣，那從今天開始你在的城市到底還會有多大變化？我的朋友圈中有很多城市問題專家，這裏不是專業學術討論，所以，我斗膽以一個普通香港市民的角度議論幾句，因為香港也開始進入了「規劃」軌道。
我的朋友圈包括親戚有大約一半的人在他們的出生地生活和工作，另一半則屬於「背井離鄉」，選擇去了其他城市，包括我自己。這一半沒有回去，解釋了自己的選擇。
1954年，家父應國家要求，從廣州中山大學調往北京大學任教。因不忍離穗，大醉，第二天由人扶上火車赴京。事後想想他的選擇有道理，廣州北京都是好地方：從那時開始的幾十年，它們都是中國內地就業機會和生活條件相對最好的城市。
近40年，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從無到有地冒出了2000萬人口的超級都市深圳；大多數省會城市和北京一樣，也迅速擴張成可以比肩歐美一個省/州甚至國家的人口和經濟規模。
與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因礦產開發和「三線建設」導致新興工業重鎮如大慶（石油開採）、攀枝花（鐵礦石開採）、十堰（汽車製造）相比，1990年以來轉為外向型經濟後，更多的是製造業發展與現有城市擴張疊加。大灣區內的佛山、珠海、東莞如此，出口加工貿易型沿海城市更是這樣，比如青島、大連、天津、寧波、廈門。
同時，人口流動的自由度增加，出現大量沒有本地城市戶口的外地勞工，他們寧願接受與本地戶籍人士在社會福利（包括子女教育）待遇上的差別而留下來工作。
時間一長，負責推動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發改委和以城市擴張為本的城市政府也完成了「疊加」：通過不斷在城市打造各種園區爭取產業和企業落地，形成GDP增長。即是說，產業大軍集聚和土地開發速度與城市競爭力畫上了等號。
不僅如此，在這些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們感受也類似：工業帶來就業機會，發展速度帶來城市繁榮。你若從小城市或邊遠省份來到這裏，親歷着各種「現代化」，就感覺來對了。
溫哥華宜居名列前茅
突然間，過去短短兩三年，包括上個月消費指數出現了中國自從有該統計以來，從未有過的負數等多種跡象顯示，那個經濟迅猛發展的勢頭已經過去了。這讓我想到，幾天前我問一名內地來港大讀書的學生，他家鄉大連與香港有什麼相似地方，他稱其父來看望他時說，對比十幾年前來香港，今天的香港和大連很像：十多年來都沒有什麼明顯變化。
那麼，是不是可以這麼看：香港和大連都走在了中國大勢的前面，即10多年前已經過了經濟發展的頂峰期？如果是，那麼，是不是多數中國城市從規模、形態到功能、工作機會和生活狀態，都會進入相對緩慢甚至穩定不變的階段？
我的答案，既是又不是。
關於城市規模，隨着人口紅利不再，中國大多數現有的城市人口大規模增長的機會幾乎為零。一百多萬人口的城市例如珠海，想靠人口翻倍去增加GDP和競爭力已不可能。但是，這不意味着這個規模甚至更小的城市不是好城市。
例如加拿大的溫哥華是60萬人口的城市，加上周邊幾個城市合成「大溫地區」也不過300萬人口，惟常年位於經濟學人智庫（EIU）最宜居城市前幾名。雖然溫哥華風景優美氣候宜人，卻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是可以全面對標的城市：她是富人私有資本聚集之地，因而高人均GDP與當地普通居民生活關聯度並不高。
從另一個側面，我們可以理解到，一個城市是否宜居，是否「好城市」，是有多種可能的，標準也會因人而異，產業發展和經濟規模並不一定與城市宜居一致。
香港治安佳但樓價貴
說回香港。以EIU等制定的世界主要宜居城市指標體系看，香港作為高度發達的國際金融中心，在宜居性的硬性指標上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特徵。
首先，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硬指標上，包括香港的公共交通（MTR、巴士、電車）承載了全市超過90%的每日出行率，位居全球第一。在Oliver Wyman等權威機構的全球城市綜合出行指數中，香港常年蟬聯榜首，其高密度、高頻次、低費率且極度準時的交通網路，是全球城市規劃的教科書級案例。
其次，頂級的醫療保健與預期壽命（Healthcare），香港擁有高效的公私營雙軌醫療體制，得益於高效的公共衞生系統，居民平均預期壽命（超過84歲）長期穩居全球前兩名，其醫療可及性、手術成功率和嬰幼兒死亡率等指標，在EIU評級中常年錄得接近滿分的表現。
第三，極低的暴力犯罪率與高治安水準。儘管過去幾年經歷政治風波與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但從硬性犯罪數據來看，香港的盜竊、兇殺和暴力犯罪率在同等規模的全球大都市（如紐約、倫敦、巴黎）中依然維持極低水準。
最後，自然與城市的無縫連接方面，香港約有40%土地被劃為郊野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全球很少有金融中心能做到從摩天大樓步行或搭乘小巴，30分鐘內可抵達頂級徒步徑或海灘，為居民提供獨特的戶外便利性。
香港之所以在綜合宜居榜單（如EIU）中很難進入全球前十，主要是由於以下幾項指標的嚴重失分：
第一，全球最不可負擔的住房與擁擠居住空間，根據國際智庫Demographia歷年的《全球住房可負擔性報告》，香港房價收入比長期位居全球首位（通常超過20倍，即居民需要不吃不喝20年才能買房）。
第二，居住質量：不僅價格高昂，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僅為約16平方米（約170平方呎），遠低於新加坡、維也納等宜居標杆城市。這種高地租、高密度的「石森林」壓迫感，在宜居性考核的「住房舒適度」中遭到嚴重扣分。
第三，極高的生活成本與生存壓力（Cost of Living），在美世（Mercer）發布的《全球生活成本調查》中，香港連續多年蟬聯全球外派員工生活成本最高城市。從國際學校學費、私人住宅租金到日常消費，高昂的物價對跨國企業吸引中階外派人才，以及本地中產階級的留存，構成了巨大挑戰。
維也納巴塞隆拿與時俱進
第四，漫長工時與缺乏「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與維也納、哥本哈根、巴塞隆拿等提倡低工時、高福利的歐洲城市相反，香港是全球著名的「高壓鍋」。由於高度依賴金融與專業服務業，其人均每周工作時間長期高居全球前列，缺乏慢節奏休閒體感。
維也納和巴塞隆拿比香港、大連等中國城市，更早進入「成人」甚至中老年時期的城市，那裏的人和政府早就不盯着GDP或天天看有沒有「發展」，也沒有指望這個城市再會在哪天「起飛」。
但是，它們一直在與時俱進。最具代表性的是巴塞隆拿城市規劃中的「超級街區」（Superilles）項目。政府通過重組交通，把大片中心城區的機動車道改為行人和自行車綠道，把交叉路口變成微型公園和居民廣場。城市面貌從工業鋼筋變成了以人為本的綠色生態網。同時，那裏並沒有停下步伐，而是歷時144年，終於完成了聖家堂的燈光封頂工程，把傳統的地標吸引力發揮到極致。
維也納則一方面保留高價值的歷史風貌，獲得巨大的旅遊和商業需求，惟沒有盲目加建，而是依託經濟實力，在多瑙河另一側遠離市區的舊機場舊址上，興建歐洲最大城市開發項目之一──阿斯佩恩智慧新城（Aspern Seestadt），建成高度數字化、職住平衡、15分鐘生活圈的現代建築群，展現了老牌帝國首都極具科技感與未來感的新面貌。
它們帶給香港的啟示，在於對未來的規劃，雖然需要找到新的增長點，比如北部都會區的創科/大學園區的發展，更要在宜居和生活環境品質上下工夫。
前面提到香港在宜居方面的四大短板中，增加人均居住面積，應該是特區政府未來數年更新公屋時的首要目標。
同時，通過AI、居家工作、靈活上下班時間等縮短工時或減少通勤時間的方式，改善工作與生活平衡狀況，改善空氣品質和預防極端氣候的影響，方能吸引新一代人才留在或來到香港。
我以為，上面的啟示，不僅對香港、甚至對很多內地已開始放慢腳步的城市，應該也有借鑑意義。城市的發展，並不總是跟製造業同步，城市更新本身也是價值實現，而且與市民生活品質的提升息息相關。
2047年的香港和2049年的內地城市，不再是曾經拚命工作的「大媽」「大叔」活躍的空間，而是講求生活品質和情緒價值的Z世代新世界。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